我们究竟应该树立一个怎样的战略目标？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再次回顾世界历史，自二次大战结束起，各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实际上，这些独立运动就是那些曾经被数百年地被压迫在底层的当地人民对殖民者的反抗，今天很多人对此会想当然，认为是西方各殖民国家自己走向了文明。如果你这样思考，那这就是在想当然。所有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都是通过辛苦努力迎来的。当然，这些国家都是有色人种国家，因此，如果我们要学习，一定要记住的是，我们的学习对象都是有色人种的民族和国家，而不是欧美国家。他们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我本人最感兴趣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原因是，美国当时的黑人只占总人口的10%，而其运动的核心成员是黑人大学生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那仅占全美人口的千分之一，但是，他们凭借最弱势地位种族中的极少数，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所以，我一直跟踪学习他们的历史。

当然，除此之外，我还学习社会科学的课程 ，这些课程是在中国不可能开设的，中国不允许社会科学的存在。因此，大家可想而知，等我开始学习这些知识的时候，我早已过了接受教育的最佳年龄。但是，我想分享的是，学习这些不是为了再去拿什么学位，这些学位即使拿了，也不会有与自己理想相关的稳定工作。从大约九年前，我就开始分享一些我认为特别重要的课程。在此，我还是希望鼓励大家学习课程（而不是读书）。

下面就介绍我对战略目标的想法和建议，之所以要谈战略目标，是因为没有它，就不会有自由民主的到来。任何凭借对即时发生的事项进行临时性的反应是不会把我们带向成功的。新的一年开始了，让我们开始策划走向成功的事业，而不要继续行路线依赖之事了。

究竟应该树立一个怎样的战略目标？这是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人与人之间是非常不同的，如果以自己的个人目标作为战略目标，那么，愿意为此努力的人肯定会非常少。让我们回顾一下自2015年以来的网络中文舆论圈的状况：

为何谈2015年？这是中文圈的人数相对集中于推特的年份，几乎所有异议人士都在推特上有常年活跃的账号。然而，自这一年，异议人士对于美国大选产生了浓厚兴趣，各自开始好像美国选民一样热烈讨论和公布自己中意的候选人。但实际上，许多人根本没有选举权，甚至都不在美国。自那时起，网络舆论就开始分裂，然后出现了所谓的“爆料革命”，实际上也是极少数人所热衷的事情，他们认为这条路可以促进民主自由，于是围绕郭文贵又产生了一波分裂，然后又随着香港反送中运动再次发生分裂，然后，随着拜登入主白宫，又继续产生分裂……，这样的分裂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今天。坦率说，各种分裂至今，我都不知道还有谁值得去深入交流的。但是，如果回看所有这些事件，实际上，没有什么事件与我们的事业紧密相连。它只反映出中文圈没有任何战略目标，中文圈只是一个各自发言吸引流量的一个普通的、供一些人赚流量钱的平台。这与我们对自由的追求有任何关系吗？我们在各种争论中分裂再分裂，已经自己将自己原子化了。

美国民权运动时代，有一位很有名的追随伊斯兰教的活动家，他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民权运动是不同的，他偏向于武力自卫而不是和平抗议。我们先不谈他与马丁路德金之间的巨大差别，但是，有一次，他作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公开演讲，名为”黑人的权力“。他在演讲的一开始就说，和马丁路德金一样，我也是牧师，不同的是，他是基督教牧师，我是伊斯兰教牧师，但是，今天我们走到一起，不是因为你信基督教或我信伊斯兰教，而是因为我们都是黑人。因此，虽然我们的信仰各自不同，但是，在今天的这个场合，我们不应该去争论信仰问题，我们应该将自己的信仰放在自己家的橱柜里，等你独自在家时，你与你的上帝进行交流就可以了。如果我们争论信仰问题，那么，我们只会发生争吵而且不会有任何结论。

这一点，对今天的我们也同样适用。我们在一些非战略性问题上争吵不休，只会导致我们的分裂，而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时，只要我们分裂，我们就肯定输了。所以，这就是战略目标的重要性。上述的”黑人的权力“就明确表示认同黑人获得平等法律地位的战略目标，而为了让更多人聚集在此目标之下，他明确提出不要就个人信仰去争论，因为那些不是你遭到歧视的原因，你遭到歧视是因为你是黑人。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美国如何或中国经济如何，社会状况如何，这些都只是我们个人的感受，而每个人的背景不同，感受也肯定不一样。如果我们纠结于这些问题，我们就永远会是一盘散沙。因此，我们必须追寻能够令我们相互都同意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

首先，如果你要看到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你应该从审视制度开始，因为它为整个社会的文明奠定了大的基调。曾经有舆论一直在批判人们去追求社会制度，认为那些都是空谈。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是最为现实的问题，社会制度导致了我们今天的悲剧：许多人不得不流亡，而许多人更是被关押和判刑，而这些都不是因为我们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制度不允许自由的存在。曾经的质疑总是说，“干嘛说什么都是归罪于制度？”，我想说，如果不是制度问题，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会导致一个人即使发一条推，也会被判刑？更不用说，中国人普遍地被剥夺了自由浏览互联网信息的自由！因此，我要说，只有当我们都认识到这是制度问题时，我们才会凝聚起来，因为这个问题是导致所有人的自由和发展空间如此普遍地被剥夺的原因。

由于我们并不在同一运动之中，因此，我们没办法为不同运动设立不同的战略目标。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大家从各自的角度去寻找一个总战略目标。总战略目标的意思是，就像美国民权运动一样，虽然上述的演讲者与马丁路德金在各自运动的战略目标上互不相同，但是他们共同认定一个战略总目标，那就是，追求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与白人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尤其是选举权。因此，虽然他们各自处于不同的运动，他们有着自己运动的战略目标，但是，不同运动之间，仍然存在着总的战略目标。据此，我将在下文提议一个总的战略目标，供未来的运动参考：

如果说制度不好，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提议怎样去改善制度，相信所有人都知道，统治者绝不可能容忍任何这方面的提议，我们也无需告诉他们怎样做才更好，这既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也会使提议者遭受打击。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提议究竟应该有怎样的制度来保证我们的自由和社会的公正与正义。
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各种提议总是显得太空洞和抽象，例如，许多人认为制度要自由民主，或者提议要三权分立，甚至还提议要具体到什么样的制度为最理想。本文将不从这些角度去谈，而打算从执政的合法性方面去谈。

相信大家都知道，即使最残暴的专制统治者，也希望被统治者认可其执政的合法性。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人们早已不再认为用武力夺得政权是合法的，这却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甚至在努力通过武力或武力威慑夺得台湾，美其名曰“统一”。这已经明确地违背了世界人权宣言的民族自决权的个人正利。这一联合国制定的宣言中的第一项就是每个人均享有民族自决的正利，而这一正利意味着每个人自主决定是否认可成为某个民族的成员。若台湾人不肯并入中国，而中国的统治者若以武力威胁或直接以武力夺得台湾的政权，那么，这就是没有合法性的，即，非法政权。而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如果个人均享有民族自决权，那么这就意味着人民可以选择不支持武装夺取政权而抓住权力不放的政治团体的。

但即使让我们把这一点放到一边，从现今的政治文明上看，以武力维持统治并侵害或威胁侵害而不是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的统治集团，也是非法的，因为现今的文明世界的政府都是在得到人民授权的情况下上台执政的，而无论其过去是否以武力赶走了殖民者，其执政必须先获得宪法的授权。

有人说，中国也有宪法，如果遵守宪法和法律，那中国就没有问题。这是不对的！中国的宪法不是在共产党执政前由人民制定然后由人民选举而产生的，它的宪法是在其夺得政权，变成统治者之后，在严厉监控之下主导制定的，根本就违反了文明社会的宪法制定原则。然而，除了程序上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任何文明国家，其政府都在宪法之下，接受宪法对政府规定的法定的责任与义务，而这些宪法规定的法定的责任与义务是政府对全体人民的承诺，它们向全体人民承诺要遵守和保护宪法。这样的政府因此而成为权力受限的政府，它们的法定职责是保护而不是限制个人的自由和正利。反观中国的情况，中国在统治者的监控之下所出台的宪法，不是承担了保护个人自由和正利的法定职责，相反，它规定了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并以各种其他法律来强化政府对个人的责任与义务的强制性的法定要求，以至于许多人以为，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就是应该写在宪法中。其结果就是，中国政府的权力从来不受任何法定的责任与义务约束。因为政府没有法定的责任与义务的约束，因此，其结果就是中国政府的权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读者可以去找遍中国的法律，看看是否有一句话规定了政府对个人必须承担的法定的责任与义务？我们从小所知道的责任与义务全部是对个人的规定。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像几千年前的秦朝的人民那样被奴役和被压迫。中国政府遇到任何个人问题，总是一句话：“我们不可能围着你个人转”，或者，在你向大使馆寻求救助时，它们会说，“这是你个人的问题，我们不管！”

因此，最后做一个总结：如果寻求公正与正义的中国人要建立一个总的战略目标，那么，它应该就是要重新由人民自主制定宪法并由人民根据新宪法选举产生政府，而这部宪法必须定义政府的法定责任和义务。这样，新的政府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才能保证社会有公正可循、有自由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