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误解

刚看到星岛日报的一则消息谈到中国著名学者的观点，题为：​中國學者秦暉紐約市大演講 談中西思想交流中的「問題誤置」(xingtaousa.com/4798445)。作为读者，我必须作以下评论，不是因为这些学者有多少名望，而是因为他所谈及的观点关系到我所深度关心的领域。

报道指出，中国学者秦晖说，“​西方人喜歡把自己面對的問題套在中國身上去討論，卻對中國存在的真正問題視而不見”。对此观点我表示不能同意，现提出以下几点论证：

1. 以理论反对理论
社会科学的理论也是科学理论，其理论发展遵循共同的科学原则，即，虽然理论虽经盲审合格和大众的认可，但这不表示出版的理论即是正确。不过，如果要批评这些理论，应当采取同样的路径，即针对某一具体理论所提出的具体内容来阐述自己的理论反对。同样作为学者，你的反对不能笼统地针对所有理论进行，而且作出不具名的反对且缺乏反对理论的阐述，如果有这样的反对，这种反对只能被称作“个人意见”，而不是学术表达，哪怕你是“学者”，你的反对也只是“意见”而已。下面举一个例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约翰·罗尔斯出于发展自由主义的目标而以康德的理论为出发点撰写和出版了《正义论》（英语：A Theory of Justice）。书虽然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而且其理论对美国的司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很多学者对该理论不服，认为其理论论述不能成立，因为它的结论是通过否定前人理论而使读者不得不认为罗尔斯自己的理论是剩下的理论中唯一可以相信的。这不是理论成立的必要条件，因为对他人理论的否定并不等于自己所提出来的理论就必然正确。

后来的哲学家的确对他的理论提出了反对。其中一个反对者就是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他的反对是以另一本新书的出版实现的。这本书名为《无政府、政府与乌托邦》后来成为自由意志主义的重要著作，其主要主张是政府的最小化，以此反对“大政府”模式。如果说罗尔斯的理论影响了美国的司法，诺齐克的理论影响则可以说扩大到了整个西方的政府运作模式，它从英国开始，得到美国和西欧许多国家的跟进。这就是中国异议圈里经常提及和崇拜的撒切尔夫人-里根时代的新政府运作模式，英文名叫 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它追求“小政府”模式，其主要做法就是令政府的许多功能“外包”以减少公共支出（即，政府开支），同时倡导政府将民众看作是“客户”，就像商业中的企业一样，其目标是追求减少开支，以减少社会负担，同时以“公仆”形式提供“公共服务”给社会（类似于物超所值的概念）。然而，很多将政府功能私有化（外包）的做法导致很多问题，我们所熟知的就是出现了系统性的腐败，如私人监狱的出现使得警察故意对私人找茬，将他们送进私人代管的监狱、惩戒学校等。

1990年代中后期，反对声不断从学术界出来，其中一个有影响力的理论家是来自哈佛大学教授马克·摩尔（Mark H. Moore），他撰写新书《公共价值管理》，反对将公共事业私有化的做法（本网介绍的《创造公共价值》即是基于这一理论的公共管理硕士（MPA）课程之一）。他认为公共服务并不能以服务对象为客户，也不能以外包方式追求减少公共开支，因为它损害了政府作为公共服务部门的价值信仰，最终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

2. 理论的适用性
就像自由主义的诞生一样，其创始人约翰·洛克在撰写该书的时候，是以当时的英国为背景，针对当时英国的状况而写的。由于该理论被更广泛的世界所接受，因此，该理论，虽然本意是针对当时的英国，但它得到了几乎全世界人的认可，这才逐渐在三百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成为今天的普世性的宪政民主理论的基石。

因此，一个理论的产生并不是为了适合某个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而是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国家，然后创造条件去实现更文明、更安全的现代文明社会的过程。拿自由主义来说，没有人去强迫你学习，同时，它意味着没有人会关注你所在的社会如何可以实现社会的和政治的变革，以走向自由社会的状态。

因此，指望自己的国家状况可以由政治文明国家的理论家进行有针对性的论述和推进文明的指导是违背现实的。所有的理论家都是针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我们基本上看不到西方的理论家专门去研究中国，当然，我们更少看到中国的学者专门研究西方。

但是，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一样，其本身并不分国界。其可用与否取决于各个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例如，牛顿定律可以很早在西方国家（英国）得到应用，但这不表示它可以同时在其他国家使用。没有人会责怪西方的发明家没有将科学的应用送到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其他国家）。

3. 理论的普遍性
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自然科学一样，它具有普遍性，它本身不因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变化。如，万有引力并不止存在于西方国家是真实存在的，而同时在中国却不存在。问题只是，中国的社会在没有引进自然科学之前没有因为万有引力的存在而进行自身的技术改造，以推进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同样地，社会科学的理论如果没有引进中国，那么，中国的学者有责任去主动地学习这些理论，然后努力去推动其在中国的落地，这样就不会感慨西方科学家不理解中国了，因为，这不是科学家的责任，更不是科学家的目标。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也会在不同时代被不同的社会科学家否定，它的相对性比自然科学可能大得多，但是，所有的否定都必须以理论为基础。如果没有理论的阐述却只有抒发个人意见，那么，我们可以断言，这样的学术并不是在做真正的科学研究。

4. 总结
虽然我对秦晖学者的某些观点持有保留意见，但这并不减少我对他学术成就的尊重。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不断的理论创新和批评，这是推动我们社会进步的关键。通过具体例子和理论的深入讨论，我希望能促进更广泛、更深入的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