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哈佛大学《创造公共价值》的课程内容而作
联合的前提条件当然就是动员，而动员的对象不是你的朋友或志同道合的人，而是公众，即所有的陌生人。我们如何与陌生人实现联合？
如果我们回看三十四、五年的历史或者拉长时间线去回顾过去四十八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反对阵营基本上没有系统性的论述，许多人觉得这并不重要，实际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从反对运动来看，反对的对象首先是一个信息，而如果信息能够高度提炼为系统化的信息，则它就会具有强大的传播潜力。正如许多人现在转为对政府各种具体行为的批判、抱怨和揭露，这恰恰说明了系统性信息的缺乏。所谓的启蒙，实际上就是要将新的信息系统化地整理出来，供公众了解，以形成坚定和强大的反对力量。而任何针对具体表象的信息都做不到这一点。
此前，我介绍了《公共活动的理论与实践》，这门课程集中于技巧性的知识，它告诉学习者应该怎样做，然而，正如课程所揭示的，这些技巧是一种工具，适用于从左派到右派的所有公共活动，它不涉及价值观信息，而公共活动的成功前提是反对运动的信息已经形成并受到众多参与者的支持。但这种前提条件，我们至今没有实现。这是我介绍哈佛大学课程《创造公共价值》的原因，运动发起者需要创造公共价值以动员反对力量，他们就是公共价值的创造者。而作为公共价值的创造者，他们需要首先知道他们的诉求以及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现在分享课程所提示的一些创造公共价值的前提，以帮助反对运动的发起者团队审视中国政府的行为：
如果我们回看三十四、五年的历史或者拉长时间线去回顾过去四十八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反对阵营基本上没有系统性的论述，许多人觉得这并不重要，实际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从反对运动来看，反对的对象首先是一个信息，而如果信息能够高度提炼为系统化的信息，则它就会具有强大的传播潜力。正如许多人现在转为对政府各种具体行为的批判、抱怨和揭露，这恰恰说明了系统性信息的缺乏。所谓的启蒙，实际上就是要将新的信息系统化地整理出来，供公众了解，以形成坚定和强大的反对力量。而任何针对具体表象的信息都做不到这一点。
此前，我介绍了《公共活动的理论与实践》，这门课程集中于技巧性的知识，它告诉学习者应该怎样做，然而，正如课程所揭示的，这些技巧是一种工具，适用于从左派到右派的所有公共活动，它不涉及价值观信息，而公共活动的成功前提是反对运动的信息已经形成并受到众多参与者的支持。但这种前提条件，我们至今没有实现。这是我介绍哈佛大学课程《创造公共价值》的原因，运动发起者需要创造公共价值以动员反对力量，他们就是公共价值的创造者。而作为公共价值的创造者，他们需要首先知道他们的诉求以及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现在分享课程所提示的一些创造公共价值的前提，以帮助反对运动的发起者团队审视中国政府的行为：
首先，创造公共价值者可以是政府和政府部门的官员，也可以是个人，如反对运动的组织者。这是经常被反对运动参与者忽视的问题，反对运动的参与者总是认为，只要你反共即可。其实，反共而不能提出明确的公共价值是无法动员大众的，这就是许多人“抱团取暖”的原因，他们缺乏动员能力，或者说，没有什么信息可以帮助他们动员公众的。
因为反对运动是有风险的，因此风险控制或公众保护总是信息传播的首要前提。哈佛大学课程说，“公众是不愿意冒风险的，因此，公共价值的创造首先需要面对人们对于可能发生的风险的忧虑。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所看到的总是一些人号召大家要”勇敢“，也长年累月地赞扬和传颂勇士的行为，这恰恰对于创造公共价值起到了反作用。一般来说，作为公共价值的创造者，你需要告诉受众，这一价值追求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未来的收获可能更多。这就是风险控制的信息，它如果没有形成，那么，再好的价值也无法成为公共价值。
其次，作为反对运动的组织者，你一定要时刻记住，你所倡导的公共价值一定要具备公共意义，这就意味着，一定是对于现有价值的反对。很多人努力倡导历史中已有的价值，这或许对于这些人很重要，但是，凡历史中已有的价值，哪怕你认为政府歪曲了这些价值，它们都是基于守旧而不是挑战的原则。这门课程主张你所倡导的价值一定要对传统价值和现有价值构成挑战。
有人说，我就是相信某些传统或现有价值。这是因为你缺乏足够的相关信息与知识的摄入。中国有一个传统，叫开卷有益，这是不对的。光是读书，而不是基于系统性知识的学习，很多情况下，只会误导读书人，因为你缺乏了知识的传承，因而无法吸收新的知识。这就是很多人所处的困境——缺乏知识摄入渠道，还要为自己缺乏这些重要渠道而开脱。
再次，作为反对运动的组织者，你必须要知道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而不仅仅是观察政府所作所为是否与西方政府类似。我们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这是我们在对时局进行批判时总是会忽略这一点的原因。再次拿哈佛大学的课程举例，课程说道，公共价值创造者（这里在中国的情况只适合于政府，因为个人根本没有创造任何公共价值）应该如何看待处于公共生产活动另一端的个体，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许多价值链完全忽略了个体，或者将他们视为实现公共价值的产入条件（译注：指被异化的状态）。
政府通常忘记了，这些个体都是个人，他们有自己的需求、愿望和正利，而这些都会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个人也同时是政府所预期成效的重要制造者。政府职责的一大部分，是要试图帮助那些被边缘化的个人、这些人所需要的帮助超出其自身或其家庭力所能及的范畴，或者是那些给其他公民造成麻烦的人。因此，政府所要达到的目的中，从来不会将帮助这些人作为自己的责任，例如，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全民医疗在城市被取消，在农村从未实行过。而对于反对者，政府从来就认为他们给政府造成麻烦，因此，对于这些人的打压远超过对刑事罪犯的惩罚。
政府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是通过其工作去改变个人行为甚至态度，以帮助实现一个更好、更宽容、更公正的社会。然而，由于中国政府并不提供人们靠自身而力所不及的帮助，而且，对于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不是尽其帮助的义务，而是落井下石地踩上一脚。对个人的帮助本是政府工作的最重要的责任，但是，现今的许多反对派人士却基于批判西方的福利制度而与中共合流，完全没有意识到政府对于公众是有责任的。
课程还说，虽然政府的许多工作是处理个人问题，但这并不是政府所做的全部事情。政府还有一部分工作是影响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这包括通过个人和公司来处理物理风险以及实际发生的物理损害，但政府在塑造我们生活的物理环境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政府决定要修建一条道路时，它必须面对心有顾虑的市民。但一旦反对者被安抚或成功抵挡时，生产过程通常表现为影响环境的物理行为。而在中国，作为公共价值的创造者，中共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让个人与公司来配合政府的诉求，而对于公共环境的损害，如环境污染、拆除民宅等方面，都是靠着这些个人与公司的配合来实现的。这其中有数以百万计的各种不公和各大城市、地区所遭受的环境污染，都是因为他们在配合政府的旗帜下作恶的结果。而政府在环境污染和人文环境的破坏方面则更是起到了主导作用。
用以上内容对照自己作为反对运动的组织者和对照政府作为公共价值的创造者，我相信，我们都会有很深的感触，我们也应当知道，我们应当构建怎样的公共价值以动员数亿的被压迫的平民。
因为反对运动是有风险的，因此风险控制或公众保护总是信息传播的首要前提。哈佛大学课程说，“公众是不愿意冒风险的，因此，公共价值的创造首先需要面对人们对于可能发生的风险的忧虑。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所看到的总是一些人号召大家要”勇敢“，也长年累月地赞扬和传颂勇士的行为，这恰恰对于创造公共价值起到了反作用。一般来说，作为公共价值的创造者，你需要告诉受众，这一价值追求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未来的收获可能更多。这就是风险控制的信息，它如果没有形成，那么，再好的价值也无法成为公共价值。
其次，作为反对运动的组织者，你一定要时刻记住，你所倡导的公共价值一定要具备公共意义，这就意味着，一定是对于现有价值的反对。很多人努力倡导历史中已有的价值，这或许对于这些人很重要，但是，凡历史中已有的价值，哪怕你认为政府歪曲了这些价值，它们都是基于守旧而不是挑战的原则。这门课程主张你所倡导的价值一定要对传统价值和现有价值构成挑战。
有人说，我就是相信某些传统或现有价值。这是因为你缺乏足够的相关信息与知识的摄入。中国有一个传统，叫开卷有益，这是不对的。光是读书，而不是基于系统性知识的学习，很多情况下，只会误导读书人，因为你缺乏了知识的传承，因而无法吸收新的知识。这就是很多人所处的困境——缺乏知识摄入渠道，还要为自己缺乏这些重要渠道而开脱。
再次，作为反对运动的组织者，你必须要知道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而不仅仅是观察政府所作所为是否与西方政府类似。我们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这是我们在对时局进行批判时总是会忽略这一点的原因。再次拿哈佛大学的课程举例，课程说道，公共价值创造者（这里在中国的情况只适合于政府，因为个人根本没有创造任何公共价值）应该如何看待处于公共生产活动另一端的个体，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许多价值链完全忽略了个体，或者将他们视为实现公共价值的产入条件（译注：指被异化的状态）。
政府通常忘记了，这些个体都是个人，他们有自己的需求、愿望和正利，而这些都会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个人也同时是政府所预期成效的重要制造者。政府职责的一大部分，是要试图帮助那些被边缘化的个人、这些人所需要的帮助超出其自身或其家庭力所能及的范畴，或者是那些给其他公民造成麻烦的人。因此，政府所要达到的目的中，从来不会将帮助这些人作为自己的责任，例如，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全民医疗在城市被取消，在农村从未实行过。而对于反对者，政府从来就认为他们给政府造成麻烦，因此，对于这些人的打压远超过对刑事罪犯的惩罚。
政府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是通过其工作去改变个人行为甚至态度，以帮助实现一个更好、更宽容、更公正的社会。然而，由于中国政府并不提供人们靠自身而力所不及的帮助，而且，对于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不是尽其帮助的义务，而是落井下石地踩上一脚。对个人的帮助本是政府工作的最重要的责任，但是，现今的许多反对派人士却基于批判西方的福利制度而与中共合流，完全没有意识到政府对于公众是有责任的。
课程还说，虽然政府的许多工作是处理个人问题，但这并不是政府所做的全部事情。政府还有一部分工作是影响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这包括通过个人和公司来处理物理风险以及实际发生的物理损害，但政府在塑造我们生活的物理环境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政府决定要修建一条道路时，它必须面对心有顾虑的市民。但一旦反对者被安抚或成功抵挡时，生产过程通常表现为影响环境的物理行为。而在中国，作为公共价值的创造者，中共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让个人与公司来配合政府的诉求，而对于公共环境的损害，如环境污染、拆除民宅等方面，都是靠着这些个人与公司的配合来实现的。这其中有数以百万计的各种不公和各大城市、地区所遭受的环境污染，都是因为他们在配合政府的旗帜下作恶的结果。而政府在环境污染和人文环境的破坏方面则更是起到了主导作用。
用以上内容对照自己作为反对运动的组织者和对照政府作为公共价值的创造者，我相信，我们都会有很深的感触，我们也应当知道，我们应当构建怎样的公共价值以动员数亿的被压迫的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