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对于“正义”的理解与西方国家的“正义”在概念上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本文将“正义”转换成另一个中文词“不公”。对此，下文也有说明。
以前总是听一些民运界的人讲“转型正义”，我不是很清楚这个术语中的“正义”指的是什么，但是我希望分享一下我对“结构性不正义”的学习和研究，因为我认为它也同样涉及到像中国这样的非文明国家的情况。
关于这一理论，牛津大学约翰逊·沃尔夫教授(Jonathan Wolff)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其视频我已翻译成了中文（可直接在本页下方观看）：https://youtu.be/XmKq_Fro5SQ?feature=shared
该理论源自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虽然我不断地说，西方学术界已经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他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在社会传统层面仍然是有效的。对其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使得美国一位已故教授艾瑞斯·马瑞恩·杨（Iris Marion Young)成为了后自由主义理论的奠基人。这是继洛克以来，真正基于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更新的自由主义理论。沃尔夫评价说，他的博士生硕士生现在都不再研究罗尔斯（John Rawls)而对杨的理论特别钟爱。如果说，罗尔斯的理论（通过否定自由主义理论核心的自然法理论而采纳反自由主义的康德的道德理论来阐述社会正义）使得律师们获得更多的政治话语权的话，那么杨的理论（探索自由主义理论未能覆盖的社会传统力量对正义的破坏）则为边缘化人群提供了改善其生活状况的工具。
西方社会至今可以说通过其政治的文明化而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了大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现状是绝大多数人都满足于社会的基本状况，这也是西方社会没有“人口净流出”而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其他社会的“人口净流出”却不断攀升的原因。
但是，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其中一个大的破坏力量来自于隐形的社会习俗与传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使得西方社会产生了新的理论，它被牛津大学教授称之为“后自由主义”理论。这一理论通过对社会中普通人的行为观察而提出了“结构性不正义”。这是无法用政治性的正义来衡量和解决的，它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社会传统与习俗之中，而其结果是造成了大批边缘化群体失去正常生活学习与发展机会而生活于极大的困境之中；与之对应的是，另一群体正因此而受益。这一表现是，多数人按照社会传统规则行事，他们虽然无意伤害其他人，但却造成了其他某个群体的利益被侵害的结果。
相信这也是如今政治上的“进步派”所追求的正义，即，政治系统应当干预社会传统力量，避免结构性非正义破坏边缘群体的利益从而得以摆脱他们所处的困境。
系统性的不正义并不是政治性的力量，但是，它极大地影响到正义体系（注：西方谈正义指的是司法正义），因为，虽然自由主义认为，政治体系应当是价值中立的，使得不同群体都能够平等地享有政治上的自由，然而，社会传统力量却远不是价值中立的，相反其明确的反平等的价值基础培育了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力量，它在各方面坚持社会不平等的状态，而它足以左右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例如，对女性的歧视和对儿童的暴力等等。
这些理论对于中国人看待自己的社会是有帮助的，它可以帮助中国人认识到“系统性”力量的根深蒂固和强大。它可能存在于每个人的意识形态中，可能正在左右我们的思想与行为，而这些有可能是我们为什么更乐于接受某些明显带有系统性歧视思想的各种歪理邪说的原因。
同时，对于我们期待促进中国非暴力运动获得成功的人来说，学习这些理论和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我们自己的战略思想。我在翻译的时候，使用的是“不公”而不是“不正义”，因为“正义”在中国的语境中含有道德评价的意味，这与西方社会所谈的“司法正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使用了“不公”一词作为替代。
关于这一理论，牛津大学约翰逊·沃尔夫教授(Jonathan Wolff)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其视频我已翻译成了中文（可直接在本页下方观看）：https://youtu.be/XmKq_Fro5SQ?feature=shared
该理论源自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虽然我不断地说，西方学术界已经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他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在社会传统层面仍然是有效的。对其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使得美国一位已故教授艾瑞斯·马瑞恩·杨（Iris Marion Young)成为了后自由主义理论的奠基人。这是继洛克以来，真正基于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更新的自由主义理论。沃尔夫评价说，他的博士生硕士生现在都不再研究罗尔斯（John Rawls)而对杨的理论特别钟爱。如果说，罗尔斯的理论（通过否定自由主义理论核心的自然法理论而采纳反自由主义的康德的道德理论来阐述社会正义）使得律师们获得更多的政治话语权的话，那么杨的理论（探索自由主义理论未能覆盖的社会传统力量对正义的破坏）则为边缘化人群提供了改善其生活状况的工具。
西方社会至今可以说通过其政治的文明化而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了大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现状是绝大多数人都满足于社会的基本状况，这也是西方社会没有“人口净流出”而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其他社会的“人口净流出”却不断攀升的原因。
但是，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其中一个大的破坏力量来自于隐形的社会习俗与传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使得西方社会产生了新的理论，它被牛津大学教授称之为“后自由主义”理论。这一理论通过对社会中普通人的行为观察而提出了“结构性不正义”。这是无法用政治性的正义来衡量和解决的，它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社会传统与习俗之中，而其结果是造成了大批边缘化群体失去正常生活学习与发展机会而生活于极大的困境之中；与之对应的是，另一群体正因此而受益。这一表现是，多数人按照社会传统规则行事，他们虽然无意伤害其他人，但却造成了其他某个群体的利益被侵害的结果。
相信这也是如今政治上的“进步派”所追求的正义，即，政治系统应当干预社会传统力量，避免结构性非正义破坏边缘群体的利益从而得以摆脱他们所处的困境。
系统性的不正义并不是政治性的力量，但是，它极大地影响到正义体系（注：西方谈正义指的是司法正义），因为，虽然自由主义认为，政治体系应当是价值中立的，使得不同群体都能够平等地享有政治上的自由，然而，社会传统力量却远不是价值中立的，相反其明确的反平等的价值基础培育了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力量，它在各方面坚持社会不平等的状态，而它足以左右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例如，对女性的歧视和对儿童的暴力等等。
这些理论对于中国人看待自己的社会是有帮助的，它可以帮助中国人认识到“系统性”力量的根深蒂固和强大。它可能存在于每个人的意识形态中，可能正在左右我们的思想与行为，而这些有可能是我们为什么更乐于接受某些明显带有系统性歧视思想的各种歪理邪说的原因。
同时，对于我们期待促进中国非暴力运动获得成功的人来说，学习这些理论和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我们自己的战略思想。我在翻译的时候，使用的是“不公”而不是“不正义”，因为“正义”在中国的语境中含有道德评价的意味，这与西方社会所谈的“司法正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使用了“不公”一词作为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