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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自由亚洲电台不忘那些已被遗忘的活动家们
1986年上海学潮（来源：维基百科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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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向我的华师大同学表达敬意
我一生都不會忘記35年前並肩站出來走上街頭的朋友們，他們都在國內，雖然不能說狀況非常差，但因此所受的影響也是一生的。
在我所接觸的這些同學當中，據我所知，我是唯一一個離開中國的，所以，今天我感覺，即使為了留住他們當年的印記，我也一定要開始記錄這段經歷。 當然，我沒可能記錄什麼宏大叙事，因為只是一個個人的回忆，也不存在什么观点是否正确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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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5日，記得是我們上午的課程結束的時候，傳來了胡耀邦去世的消息。坦率說，如果是任何其他人死，我都覺得不關我屁事，但是胡耀邦有點不同，因為胡耀邦是1986年學潮之後下台的，原因是，他支持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具體就是說，他沒有殘酷鎮壓學生運動。首先，大家挺為這個人抱不平，因為他的在位，我們知道沒有任何同學遭到行政報復，這是了不起的事，是1979年以來首次的大規模學生運動（由於規模不算特別大，所以中共稱之為“學潮”，意思是，退潮還是很快），但是没有人被整。1989年初，他有再出山的跡象，當然，這只是通過中共的新聞出現的頻率和重要性而作的個人判斷。
所以，他的死訊普遍讓人感覺非常蹊蹺，有一張大字報寫著“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死了”，幾乎所有學生都叫好這一張海報。這張海報所指的那個“該死的是誰”？其實包括了所有中共高層的利益攸關方，因此，至少，和我相似的人，我們從不會將“胡趙”聯繫起來。
說說海報的事：當時的海報，從形式上看，就是文革及其之前時代的烙印，看起來就是大字報，當然，也有小字報，但比較少。從今天的視角看，就相當於論壇上或者社交平台上的的帖子，發文人可以署名也可以不署名。當時基本上是不追究誰寫的和貼上的，因為政治運動過去了不太久，似乎當時沒有跡象會回來。
當時的海報都是貼在食堂外或校門口的閱讀欄，所以，到中午吃飯時間或進出學校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到内容。中午的死訊，下午吃飯的時候，整個學校的所有報欄都铺天盖地地貼滿了各種大字報，除上述的那个以外，还有詩歌，有揭發高幹子弟的特權狀況的，但這一類海报，大家看过后都一帶而過。
但是有一則海報卻吸引了很多人注意，它的底部署了兩個名：“沈研、金石开”，实际上，一看就知道，这是两个研究生，那个“石开“合并后就是”研“，这份海报呼吁大家出来抗议。当天晚上，校园里就有人出去抗议了。
在这里我必须说，其实，大家看了就会知道，这个抗议就是自发的，和北京的高校自发抗议是一样的，互不关联，更不隶属。
第二天上课听人说有大约一两千人，我是个懒散的人，没有跟着出去。但大概两天之后，校园里就有传闻，说这两个研究生被校方找去谈话了，其中的一个因为承受不了压力，退出了，还剩下一个叫作“沈研“的哲学系研究生。传闻说，他不是父母带大的而是叔叔带大的，所以，不仅被校方找谈话，而且，校方把其叔叔也叫来给他施加压力，但是，他坚决不肯退，换了好几个寝室，和其他同学挤着睡（躲著他們，拒絕受到壓力），就这样，他还组织过一两次的游行。
和今天的许多人理解不同，当时要想出头，真的是一件非常挣扎的事，因为后果非常严重（当然，这里指的是行政后果，我们并不会想到未来的几个星期后，北京会出现那么惨烈的六四大屠杀），事实上，他承担的后果确实严重，没有拿到毕业證，從此與中共體制無關。
我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的，但属于很早就加入的。我有印象的、较早的一次，是在北京发生了中共电台里讲的所谓的“冲击新华门”事件以后的第二天。当时就觉得这种所谓的新闻绝对是污蔑，我感觉自己有一种必须争取正义的使命感。记得那时有一个标语横幅很搞笑，当时是在北京警察动手殴打学生之后的第二天，出发前，我们的带队告诉我们，为了防止被催泪弹袭击，每个人都要准备好毛巾和水什么的，然后，有学生拉出横幅——“警察叔叔别打我”、“我怕疼”。
印象中，之后的每次游行，都至少有两千人以上，多数时候都至少有三千人。有人可能说，这个规模不大嘛！其实，那时的大学，本硕博全部加起来，一共只有一万学生。记忆深刻的是4月下旬，我们连续三天上街游行，我们每天都需要走差不多十公里的路，主要是向围观的人宣讲我们的意图。然而，我之所以特别记得这三天，是因为我们原计划是要在人民广场通宵的，但是连续三天，一到晚上就下暴雨，我当时的感觉是政府故意搞的人工降雨，那个雨特别大（至少在我当年的年轻的经历中），还好有支持我们的市民，开着公交车过来，让我们进到车里避雨。总之，本来很多人打算留下的，但是因为暴雨的原因，绝大多数人都回学校去了，最后只剩下极少数的各个学校的不足百人的学生。那个“沈研“红着眼，好像是带着血丝（但我也不能十分确定，因为太久远了）。
不久之后，就开始有不少学生支持他了，当然，也包括我。当时，有几个研究生都加入到支持他的队伍里，外加当时的学生会主席以及诗社的同学和年轻老师们。
要是说没有担忧，那是绝对的假话，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会影响我们的未来前途，因为我们根本不认为我们会赢，也没人打算赢。再说一次，我们根本不会想到后来有人“因祸得福”，至少，我和所有我认识的人，至今也没有一个人因此而“得福”过，每个人都受到行政方面的影响，当然，这和很多坐牢和遭受酷刑的人相比，我们所遭受的一些影响都算不得什么，但，我们也不是为了跟任何其他人去比吧？如果有人为了和其他人比苦难，我认为那肯定是精神有问题了。
（这里也要给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当时少人有相机，我还记得以前要出去玩，都是租相机的，所以，那时，至少是我自己，从未拍过照片。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记者之类的，因为我们都是没有离开过校门的学生，和今天的学生不同，我们对外面的社会一无所知：那时没有网络，至少我个人，极端抵制新闻，所以，从不关心什么报纸、广播等等垃圾。再说，我们也不需要发愁找工作，更不可能会有人分配到工厂之类的。我到26岁才第一次见到一家工厂的内部。总之，我们的生活与社会是完全脱离的。页面上方的照片是维基百科中文的没有版权的上海1986年学潮的照片）
所以，他的死訊普遍讓人感覺非常蹊蹺，有一張大字報寫著“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死了”，幾乎所有學生都叫好這一張海報。這張海報所指的那個“該死的是誰”？其實包括了所有中共高層的利益攸關方，因此，至少，和我相似的人，我們從不會將“胡趙”聯繫起來。
說說海報的事：當時的海報，從形式上看，就是文革及其之前時代的烙印，看起來就是大字報，當然，也有小字報，但比較少。從今天的視角看，就相當於論壇上或者社交平台上的的帖子，發文人可以署名也可以不署名。當時基本上是不追究誰寫的和貼上的，因為政治運動過去了不太久，似乎當時沒有跡象會回來。
當時的海報都是貼在食堂外或校門口的閱讀欄，所以，到中午吃飯時間或進出學校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到内容。中午的死訊，下午吃飯的時候，整個學校的所有報欄都铺天盖地地貼滿了各種大字報，除上述的那个以外，还有詩歌，有揭發高幹子弟的特權狀況的，但這一類海报，大家看过后都一帶而過。
但是有一則海報卻吸引了很多人注意，它的底部署了兩個名：“沈研、金石开”，实际上，一看就知道，这是两个研究生，那个“石开“合并后就是”研“，这份海报呼吁大家出来抗议。当天晚上，校园里就有人出去抗议了。
在这里我必须说，其实，大家看了就会知道，这个抗议就是自发的，和北京的高校自发抗议是一样的，互不关联，更不隶属。
第二天上课听人说有大约一两千人，我是个懒散的人，没有跟着出去。但大概两天之后，校园里就有传闻，说这两个研究生被校方找去谈话了，其中的一个因为承受不了压力，退出了，还剩下一个叫作“沈研“的哲学系研究生。传闻说，他不是父母带大的而是叔叔带大的，所以，不仅被校方找谈话，而且，校方把其叔叔也叫来给他施加压力，但是，他坚决不肯退，换了好几个寝室，和其他同学挤着睡（躲著他們，拒絕受到壓力），就这样，他还组织过一两次的游行。
和今天的许多人理解不同，当时要想出头，真的是一件非常挣扎的事，因为后果非常严重（当然，这里指的是行政后果，我们并不会想到未来的几个星期后，北京会出现那么惨烈的六四大屠杀），事实上，他承担的后果确实严重，没有拿到毕业證，從此與中共體制無關。
我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的，但属于很早就加入的。我有印象的、较早的一次，是在北京发生了中共电台里讲的所谓的“冲击新华门”事件以后的第二天。当时就觉得这种所谓的新闻绝对是污蔑，我感觉自己有一种必须争取正义的使命感。记得那时有一个标语横幅很搞笑，当时是在北京警察动手殴打学生之后的第二天，出发前，我们的带队告诉我们，为了防止被催泪弹袭击，每个人都要准备好毛巾和水什么的，然后，有学生拉出横幅——“警察叔叔别打我”、“我怕疼”。
印象中，之后的每次游行，都至少有两千人以上，多数时候都至少有三千人。有人可能说，这个规模不大嘛！其实，那时的大学，本硕博全部加起来，一共只有一万学生。记忆深刻的是4月下旬，我们连续三天上街游行，我们每天都需要走差不多十公里的路，主要是向围观的人宣讲我们的意图。然而，我之所以特别记得这三天，是因为我们原计划是要在人民广场通宵的，但是连续三天，一到晚上就下暴雨，我当时的感觉是政府故意搞的人工降雨，那个雨特别大（至少在我当年的年轻的经历中），还好有支持我们的市民，开着公交车过来，让我们进到车里避雨。总之，本来很多人打算留下的，但是因为暴雨的原因，绝大多数人都回学校去了，最后只剩下极少数的各个学校的不足百人的学生。那个“沈研“红着眼，好像是带着血丝（但我也不能十分确定，因为太久远了）。
不久之后，就开始有不少学生支持他了，当然，也包括我。当时，有几个研究生都加入到支持他的队伍里，外加当时的学生会主席以及诗社的同学和年轻老师们。
要是说没有担忧，那是绝对的假话，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会影响我们的未来前途，因为我们根本不认为我们会赢，也没人打算赢。再说一次，我们根本不会想到后来有人“因祸得福”，至少，我和所有我认识的人，至今也没有一个人因此而“得福”过，每个人都受到行政方面的影响，当然，这和很多坐牢和遭受酷刑的人相比，我们所遭受的一些影响都算不得什么，但，我们也不是为了跟任何其他人去比吧？如果有人为了和其他人比苦难，我认为那肯定是精神有问题了。
（这里也要给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当时少人有相机，我还记得以前要出去玩，都是租相机的，所以，那时，至少是我自己，从未拍过照片。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记者之类的，因为我们都是没有离开过校门的学生，和今天的学生不同，我们对外面的社会一无所知：那时没有网络，至少我个人，极端抵制新闻，所以，从不关心什么报纸、广播等等垃圾。再说，我们也不需要发愁找工作，更不可能会有人分配到工厂之类的。我到26岁才第一次见到一家工厂的内部。总之，我们的生活与社会是完全脱离的。页面上方的照片是维基百科中文的没有版权的上海1986年学潮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