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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到1974-1975学年末，金·爱金斯开始怀疑位于密歇根州莱斯利的家庭学习中心究竟能存活多久。就在前一年秋天，爱金斯开设了这个中心，它正式地属于莱斯利公立学区的一部分，旨在服务这个小农业社区南部的非传统家庭：这些家庭的户主都是十几岁的少年。爱金斯希望帮助这些年轻的父母完成教育并适应养育孩子的需求。但是莱斯利社区对于向怀孕少女提供服务的矛盾态度迫使中心只能勉强维持运营。而现在，中心已成为一场关于社区价值观的激烈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
密歇根州莱斯利
像许多农业社区一样，莱斯利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地方，它的孕育基础是稳定的社会、辛勤的田间劳作和很强的归属感。该社区位于州首府兰辛南部大约25英里和杰克逊北部大约15英里处，总面积36平方英里，包括莱斯利镇（以农田为主、人口约2300人）和人口约2000人的莱斯利市（一个小型市场和货站小镇）。该地区人口几乎全是白人，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属于任何特殊族裔。教堂在当地具有强烈的影响力。福音派圣经浸信会的两个会区总共约400人。规模次之的是略小一点的卫理公会和公理会成员。占少数的天主教徒在周日前往兰辛或杰克逊，或者去莱斯利的一座小天主教堂，该教堂主要服务农场的移民工人及其家庭。
教育系统是该镇最大的单一雇主。那些不为学校工作或者不拥有农场的人，要么为农场主工作，要么在镇上的商店和小型企业中工作。相当多的、特别是新迁居过来的人，都是在兰辛或杰克逊的工厂和企业中工作。
莱斯利学区
莱斯利的教育系统不仅是该镇最大的雇主，而且在许多方面，也是社区最强大的社会焦点。许多家庭生活在农场上，与邻居比较疏远。大多数人前往兰辛或杰克逊购物或寻求其他服务，而不是去莱斯利。该镇只有一名医生，没有牙医、医院或卫生所。爱金斯观察到，学校实际上是唯一一个让所有莱斯利人定期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学校是这里最大的实体。它可能也是人们感觉自己在税收支出上仅有的几个具有发言权的地方之一。在我们的社区，税收的钱怎么花，虽与郊区或城市社区不同，但人们感觉他们在税收支出上有发言权，我认为总的来说，他们非常自豪……我们没有乱花钱或挥霍的问题，你所看到的[学校周围的]景观是由学生和社区人士完成的。
学校是社区的焦点。在农村社区，学校，除了教育之外，还提供了很多校外活动。它提供娱乐、课外活动，包括体育、乐队和戏剧，也许还提供了一点身份认同。
莱斯利学区每年教育约1800名来自两个莱斯利以及Rives、Bunker Hill、Thompkins和Onandaga乡镇的K-12年级（译注：相当于从学前班到高中毕业）的学生。有一个低年级小学（译注：相当于初小）、一个高年级小学（译注：相当于高小）和一个中学，每所学校都有各自的教学楼和校长。这些校长向学区总监负责，其合同的获得要看七名莱斯利学校董事会成员是否支持。这些成员由选举产生，为期四年，任期交错。竞选活动通常就是几个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上放置“投票给约翰·多伊”标志的投票箱，以及在每周的莱斯利地方周刊上进行的一次标准化采访。在4000的登记选民中通常有700人参与投票，尽管每三年一次的征税公投往往会刻意放大这个数字。年复一年，莱斯利的选民们总是把受人尊敬的男性农场主选进董事会。
金·爱金斯
在东兰辛的城市长大的金·隆巴迪尼一向对社区事务非常感兴趣。她的父母是坚定的民主党竞选工作者，帮助州长G. Mennen Williams的当选，并参与了败选的约翰·斯维森的州长竞选。她家还在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参与了约翰·F·肯尼迪的总统竞选。那一年，她被选为密歇根州青年民主党主席。
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MSU）就读，准备着从事教师职业，主修历史教育，辅修家庭生活。在MSU期间，她遇到了她的同学迪克·金，他来自莱斯利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农场主家庭。毕业后，他们结婚，并搬到莱斯利学区的Rives Junction一个农场居住。金·爱金斯在附近的杰克逊获得了一份高中教师的工作。在遇见迪克之前，爱金斯从未想过要生活在如此乡村的地区，但她很快发现这种生活很适合她。她发现农场管理是各种挑战和快乐的源泉，她和丈夫在农业相关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变得非常活跃。
三年后，爱金斯决定暂时放下教学工作，准备生第一个孩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又生了两个孩子。在养育他们的过程中，虽然需要更多地参与农场的日常运营以及莱斯利镇和学区事务，她仍然密切地关注着国家和州的教育以及妇女问题。
萌生家庭学习中心的想法
1973年，当她最小的孩子五岁时，爱金斯开始考虑重执教鞭。她早就着手了，她通过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来提升她的教师证书水平，并且她和丈夫定期参加莱斯利学校董事会的会议。事实上，迪克已经开始为董事会的一个席位竞选了（后来他输掉了选举）。与一些其他感兴趣的家长一起、还有莱斯利的第一位社区教育主任Jan Chandler的加入，爱金斯夫妇开始讨论在莱斯利教育大纲中引入一门综合性的生理课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了性教育的部分。
爱金斯一直关注着兰辛和底特律报纸以及专业期刊上的教育问题。现在，一个系列类型的文章特别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是一些关于十几岁的少女怀孕和学校的文章。通过与镇上的人们和Jan Chandler的讨论，爱金斯意识到，十几岁的少女怀孕是而且一直是许多莱斯利居民未能获得高中文凭的最主要的因素。这些文章报道称，州教育委员会正在对州内城市地区的青少年怀孕进行研究，同时立法机构还通过拨款部分地报销了经过项目认证的、向青少年父母提供同等水平学历教育的教师的薪水。
爱金斯在脑海中逐渐构想出在莱斯利开发这样一个项目，然后发现Chandler是一个愿意随时加入其中的盟友。他在负责运行该区域的成人教育项目，并在寻找其他“外联”的机会，他已经在考虑类似的路线了，所以很高兴看到爱金斯正积极地寻求开发青少年父母教育的项目机会。他们一拍即合，决定起草一份提案，旨在提交给当地学校的董事会审议。
起步
爱金斯希望前往州教育部能够获得其希望的统计数据。但实际上并没有。州委员会的报告将青少年怀孕描述为城市的问题，这让爱金斯认为委员会并不认为农村青少年怀孕是一个问题。她认为这种看法跟不上现实。农村地区一直都有青少年怀孕的情况。年轻的母亲通常要么辍学早婚，要么离开镇子将孩子送人。过去，缺乏高中教育并没有被视为一个大问题——年轻的母亲要么由丈夫供养，要么可以找到不需要文凭的工作。但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拒绝嫁给孩子的父亲，并决定独自抚养孩子。她们可以依靠福利来获得支持——但由于缺乏许多城市的年轻父母可享受的日托、交通、社会、医疗和替代教育服务，农村的年轻母亲面临着黯淡的未来。
然而，在财务方面，爱金斯发现了令人鼓舞的信息。为了回应密歇根州教师和卫生工作者的游说，州立法机构在1970年通过了第242号法案，为怀孕学生的教育提供了支持。该法案的其中一条是准予学区因为向年轻父母提供获官方认证的同等学历教育而得到费用报销。根据该法案，立法机构拨出了资金，以便学区项目可以从州政府那里得到75％的教师工资的经费，尽管这种报销不能超过8100美元。
此外，密歇根州会以每个学区的税基为基础，根据该学年的第四个星期五仍保持在册的学生数量向该学区提供补贴。据此，莱斯利学区将允许该区每年为爱金斯的每个潜在学生收取2200多美元的费用。但事实却是，莱斯利学区没有替那些因怀孕而辍学的人收取任何费用。在密歇根州，因怀孕而开除学生是非法的。莱斯利的学校当局确实没有开除过怀孕学生，但同时，也没有任何学校当局鼓励她们留在学校，或者努力减轻一些老师和其他学生对她们的排斥。爱金斯认为她可以向学区提供一个在财务上自给自足的项目，使它得以对那个被忽视的学生群体履行其教育职责。爱金斯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将她每一步的进展都告知莱斯利学校董事会。在向他们报告了州统计数据和财务信息后，她请求他们的许可，以找出镇上有多少年轻家长在获得重返学校的机会后愿意返回校园学习。他们授予了这个许可，不久她就带着结果回到了他们那里：有八个女孩愿意并且能够参加课程（爱金斯认为这个数字对于只雇请一个教师是足够的）。高中校园没有可用的教室，所以爱金斯和Chandler考虑了在镇上租用一所房子的可能性，但他们遇到了分区问题和坊间的反对。
不过最终，他们找到了一所当地教堂，它可以每月大约100美元的价格将其社区活动室租给学区。此外，爱金斯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课程计划大纲，以达到莱斯利全日制高中文凭的要求，包括英语、数学、社会研究和科学课程，列出了详细的课程表和教科书的选择。
爱金斯知道董事会对于启动该项目不会感到兴奋。她认为，一些成员可能会担心一旦教育系统将怀孕女孩纳入其中，社区会怎么反应，以及它对“正常”学生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她也认为，学校董事会成员会认真对待其对这些学生应承担的教育职责，而且教堂与学校场地已经隔离，这也会消解一些反对意见。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该项目不会动用普通基金里的钱（译注：指当地税收款）；州的补贴将用于支付爱金斯的工资和教堂的租金。底线就是该项目不使学区承担任何费用，爱金斯知道她别无选择，只能按照这些规则行事：
“我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如果这个项目要起飞，就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资金，别无他途……如果不能靠自己的资金运作，那么这个项目就不会存在。学校董事会愿意支付教堂的租金，也愿意支付我的工资，但他们的愿意也就到此为止了。”
当她向董事会申请批准试运行该项目时，她已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然而，当董事会同意时，她感到了惊讶：“大体上的反应并不是真的要支持该项目，但也不是反对该项目。我认为他们只是有兴趣……我认为他们普遍的感觉是，这个项目可能只会存在一个学期，然后就结束了（译注：这里指即使有钱办，那些不成器的学生也不会坚持学下去）。”
家庭学习中心，早期
该中心于1974年9月以试验性质开放，爱金斯在租用的教堂房间里教授八名学生。这些学生所处的年级不同，而且每个年级内的阅读和数学能力也各不相同。爱金斯独自一人要尽可能久地维持住他们的兴趣、动力和满意度。
但还有更复杂的情况：这八名学生需要应对严重的课外干扰——养育小孩的责任常令人难以招架，有时，由强奸、乱伦或其他形式的暴力引起的情感和心智上的打击也会干扰其学习。学生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他们的孩子身上，而不是学业上。还有学生来自贫困家庭，面对新生儿的到来，家庭遭受着严峻考验。还有的学生有着学习障碍，酗酒或吸毒等问题。还有些学生自我评价极低，要么自我封闭，要么表现出抵触情绪，根本不相信爱金斯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有任何兴趣。
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如何让学生来到中心。爱金斯的学生不被允许乘坐常规校车，因为学校当局担心那样会遭致一些家长的反对，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与有着明显的性生活的青少年发生日常接触。因此，爱金斯的学生要么自己开车去教堂（如果他们年龄足够大且有车可用），或者由于没有公共交通系统，他们只能靠着搭别人的便车。许多学生还难以找到可靠的托儿服务。她们的父母在她们上学期间无法替她们照顾孩子，因为他们要么在工作，要么认为自己没有照顾孙子孙女的义务。莱斯利没有私立或公立的托儿所，所以这些女孩不得不做一些临时性的安排但这些安排常常靠不住。当然，有时候还会遇到她们或她们的孩子生病、或者孩子需要按预约时间看医生的日子。
尽管爱金斯对教堂的使用感到感激，但这个地点本身也带来了问题。她的教室设备必须便于移动和存放。爱金斯觉得自己必须保持几乎是隐形的状态，因为许多教堂成员认为未婚母亲使用教堂是不妥当的：“每晚放学后，”爱金斯回忆道，“我们都要拆下所有看起来像教育设备的东西，第二天早上再把它们重新装好。”
中心的位置设在教堂也使学校在学区的其他地方处于几乎是隐形的状态，但这还是迅速地对爱金斯造成影响：
“最困难的事情是，我们被孤立起来，我被其他专业人士排除在外。我是独自一人，在一人编制中，加上八个学生，她们也被排除在我所说的优质教育系统之外。”
爱金斯担心她的学生们错过了“正常”的在校生活体验，如，接触各个不同的教师和同龄人，参与诸如校报、年鉴、校外游历、体育和职业课程等活动，当然还有每天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回归到青少年的世界。爱金斯本人也非常希望能有另一位成年人在身边，与她分享观察成果，评价她为学生们安排的活动和计划。她常常感到情感和智力上的枯竭，对中心的实际效果如何或者可能会如何都是心中无数。
尽管有这些困难，爱金斯仍然受到学生们对继续接受教育的强烈意愿所激励。他们尽可能经常地来上学，并尽力地完成学校作业——即使在面对学习障碍和家庭问题的情况下，他们的努力有时让爱金斯也感到惊讶。一些学生开始重新点燃他们对未来的人生计划。她还发现，她的八名学生——来自不同群体所属的学校，而且本不会成为朋友的人——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的小组，交换婴儿衣服、互相提议，互相帮助照看孩子，甚至在分娩时互相辅导。然而，爱金斯清楚地认识到，仅仅提供课程是不够的。必须要做出改变：
第二学期
1975年初，在第一学期结束时，爱金斯向莱斯利学校董事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心的学生人数、预算和学生进展的状态报告。该报告说明，爱金斯不仅设法在预算内运行了该项目，而且还成功地说服了八名辍学的前学生重返学校。在爱金斯看来，董事会很难拒绝该项目：
“如果我制定了预算，我们就可继续，而不是一种‘我们想要这个项目，所以我们会帮助你们去争取资金来继续它’的态度。而如果一个项目已经有了预算，那就很难拒绝它。我认为，董事会的首要关注点当然就是，我们为莱斯利的学生们所做的工作是有效的。”
爱金斯还向董事会提出了额外的请求——允许开设一个照顾学生子女的日托中心。爱金斯知道，如果照看孩子的日托服务由志愿者提供，不仅中心的已有学生会更有规律地上课，还会有更多的年轻父母愿意重返学校。对额外学生的州政府补贴最终将足以支付另一名全职教师的工资。这将允许爱金斯提供一门“育儿”课程（涵盖营养、怀孕和儿童发展），并有更多时间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学区不必支付任何额外费用，而且更多学生可以得到服务。董事会批准了爱金斯的计划。
随着志愿者、兼职日托督导安德里亚·米勒的加入，中心的注册人数翻了一番。但中心的增长带来了新问题：能见度。现在该项目有将近20名学生，他们的孩子也跟他们一起来上学，争议开始在莱斯利风起：
爱金斯认为，“社区中大体上对于这个项目的意图有着一种真正的恐惧：这个项目究竟打算做什么”。
爱金斯觉得莱斯利社区对中心主要有四种反应：最大的一群人要么从未听说过中心，要么根本不关注它。一小群人支持爱金斯的工作，并向她的学生捐赠食物和衣物。另一群人对项目持怀疑态度，但爱金斯认为，如果他们看到该项目不会影响“正常”学生，并且爱金斯的学生正在走向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他们最终可能会被说服。最后一小群，人数虽少但声音很大，他们原则上反对该中心。他们认为爱金斯的学生既然选择了婚前性行为，现在就应该准备承担这种选择的后果。他们认为该项目的“托儿服务”以及对学生们摆脱其应付责任的放纵，使她们过上了太轻松便利的生活。他们还相信，该项目意味着社区认可了青少年性行为，因此会鼓励其他青少年的性放纵。爱金斯得出结论，她无法改变这一群体的人的想法。她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尊重他们的担忧，并向他们展现该项目通过指导学生承担责任而无需公共援助的。但该项目还太年轻，尚未能展现出这样的结果。
危机
就在家庭学习中心进入正式运作的同时，爱金斯、Chandler和其他人一直在为莱斯利学校的K-12综合健康教育计划进行游说。该计划包括性教育的部分。他们的提案在1974-75学年末——也就是家庭学习中心第二个学期结束时——提交给了学校董事会，它引发了社区的一场强烈抗议。
爱金斯很快意识到，她在运营中心的同时又显著参与健康教育倡议是一个错误，她低估了社区对于在学校讨论性问题的深度敏感性。匿名反对者两次炸掉了她的邮箱。她知道学校董事会和校监从未全力支持她的中心，爱金斯不禁怀疑中心是否能在下一个学年中继续存活下去：
“[这段时间对中心的反对]非常激烈……对于综合健康课程小组来说，如果我没有参与，或者没有那么显眼地参与，情况可能会更好。社区的反对非常强烈，有个社区会议有很多人参与，规模很大。最终，反对意见表现为封杀任何有效的K-12健康教育课程。”
与此同时，Chandler，作为爱金斯的朋友和盟友，在董事会的路上走向了尽头。一年多前，Chandler作为首位社区教育主任和女性管理者来到莱斯利。她发现校监很支持她，并放手让她自由地推行新项目。然而，当一些学校董事会成员开始严厉批评这些项目，有时甚至采取个人攻击的方式时，Chandler感到失望，因为没有得到校监的更强有力的支持。到了1975年夏天，Chandler已经受够了：她感觉学校董事会对她的看法总是局限于她是一个女性和年轻离婚者这一身份特征，而无法客观地考虑她的项目。在所提议的健康教育课程计划被否决后不久，她就离开了莱斯利。她的离去对爱金斯是一个打击。
与此同时，爱金斯收到了一个新的询问：邻近的梅森学区的校监询问她是否可以让梅森的学生加入中心的学习项目。爱金斯必须决定改如何处理这一询问。面对健康教育的失败加上对自己的项目能否获得支持感到担忧，爱金斯在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到1974-1975学年末，金·爱金斯开始怀疑位于密歇根州莱斯利的家庭学习中心究竟能存活多久。就在前一年秋天，爱金斯开设了这个中心，它正式地属于莱斯利公立学区的一部分，旨在服务这个小农业社区南部的非传统家庭：这些家庭的户主都是十几岁的少年。爱金斯希望帮助这些年轻的父母完成教育并适应养育孩子的需求。但是莱斯利社区对于向怀孕少女提供服务的矛盾态度迫使中心只能勉强维持运营。而现在，中心已成为一场关于社区价值观的激烈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
密歇根州莱斯利
像许多农业社区一样，莱斯利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地方，它的孕育基础是稳定的社会、辛勤的田间劳作和很强的归属感。该社区位于州首府兰辛南部大约25英里和杰克逊北部大约15英里处，总面积36平方英里，包括莱斯利镇（以农田为主、人口约2300人）和人口约2000人的莱斯利市（一个小型市场和货站小镇）。该地区人口几乎全是白人，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属于任何特殊族裔。教堂在当地具有强烈的影响力。福音派圣经浸信会的两个会区总共约400人。规模次之的是略小一点的卫理公会和公理会成员。占少数的天主教徒在周日前往兰辛或杰克逊，或者去莱斯利的一座小天主教堂，该教堂主要服务农场的移民工人及其家庭。
教育系统是该镇最大的单一雇主。那些不为学校工作或者不拥有农场的人，要么为农场主工作，要么在镇上的商店和小型企业中工作。相当多的、特别是新迁居过来的人，都是在兰辛或杰克逊的工厂和企业中工作。
莱斯利学区
莱斯利的教育系统不仅是该镇最大的雇主，而且在许多方面，也是社区最强大的社会焦点。许多家庭生活在农场上，与邻居比较疏远。大多数人前往兰辛或杰克逊购物或寻求其他服务，而不是去莱斯利。该镇只有一名医生，没有牙医、医院或卫生所。爱金斯观察到，学校实际上是唯一一个让所有莱斯利人定期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学校是这里最大的实体。它可能也是人们感觉自己在税收支出上仅有的几个具有发言权的地方之一。在我们的社区，税收的钱怎么花，虽与郊区或城市社区不同，但人们感觉他们在税收支出上有发言权，我认为总的来说，他们非常自豪……我们没有乱花钱或挥霍的问题，你所看到的[学校周围的]景观是由学生和社区人士完成的。
学校是社区的焦点。在农村社区，学校，除了教育之外，还提供了很多校外活动。它提供娱乐、课外活动，包括体育、乐队和戏剧，也许还提供了一点身份认同。
莱斯利学区每年教育约1800名来自两个莱斯利以及Rives、Bunker Hill、Thompkins和Onandaga乡镇的K-12年级（译注：相当于从学前班到高中毕业）的学生。有一个低年级小学（译注：相当于初小）、一个高年级小学（译注：相当于高小）和一个中学，每所学校都有各自的教学楼和校长。这些校长向学区总监负责，其合同的获得要看七名莱斯利学校董事会成员是否支持。这些成员由选举产生，为期四年，任期交错。竞选活动通常就是几个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上放置“投票给约翰·多伊”标志的投票箱，以及在每周的莱斯利地方周刊上进行的一次标准化采访。在4000的登记选民中通常有700人参与投票，尽管每三年一次的征税公投往往会刻意放大这个数字。年复一年，莱斯利的选民们总是把受人尊敬的男性农场主选进董事会。
金·爱金斯
在东兰辛的城市长大的金·隆巴迪尼一向对社区事务非常感兴趣。她的父母是坚定的民主党竞选工作者，帮助州长G. Mennen Williams的当选，并参与了败选的约翰·斯维森的州长竞选。她家还在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参与了约翰·F·肯尼迪的总统竞选。那一年，她被选为密歇根州青年民主党主席。
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MSU）就读，准备着从事教师职业，主修历史教育，辅修家庭生活。在MSU期间，她遇到了她的同学迪克·金，他来自莱斯利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农场主家庭。毕业后，他们结婚，并搬到莱斯利学区的Rives Junction一个农场居住。金·爱金斯在附近的杰克逊获得了一份高中教师的工作。在遇见迪克之前，爱金斯从未想过要生活在如此乡村的地区，但她很快发现这种生活很适合她。她发现农场管理是各种挑战和快乐的源泉，她和丈夫在农业相关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变得非常活跃。
三年后，爱金斯决定暂时放下教学工作，准备生第一个孩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又生了两个孩子。在养育他们的过程中，虽然需要更多地参与农场的日常运营以及莱斯利镇和学区事务，她仍然密切地关注着国家和州的教育以及妇女问题。
萌生家庭学习中心的想法
1973年，当她最小的孩子五岁时，爱金斯开始考虑重执教鞭。她早就着手了，她通过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来提升她的教师证书水平，并且她和丈夫定期参加莱斯利学校董事会的会议。事实上，迪克已经开始为董事会的一个席位竞选了（后来他输掉了选举）。与一些其他感兴趣的家长一起、还有莱斯利的第一位社区教育主任Jan Chandler的加入，爱金斯夫妇开始讨论在莱斯利教育大纲中引入一门综合性的生理课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了性教育的部分。
爱金斯一直关注着兰辛和底特律报纸以及专业期刊上的教育问题。现在，一个系列类型的文章特别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是一些关于十几岁的少女怀孕和学校的文章。通过与镇上的人们和Jan Chandler的讨论，爱金斯意识到，十几岁的少女怀孕是而且一直是许多莱斯利居民未能获得高中文凭的最主要的因素。这些文章报道称，州教育委员会正在对州内城市地区的青少年怀孕进行研究，同时立法机构还通过拨款部分地报销了经过项目认证的、向青少年父母提供同等水平学历教育的教师的薪水。
爱金斯在脑海中逐渐构想出在莱斯利开发这样一个项目，然后发现Chandler是一个愿意随时加入其中的盟友。他在负责运行该区域的成人教育项目，并在寻找其他“外联”的机会，他已经在考虑类似的路线了，所以很高兴看到爱金斯正积极地寻求开发青少年父母教育的项目机会。他们一拍即合，决定起草一份提案，旨在提交给当地学校的董事会审议。
起步
爱金斯希望前往州教育部能够获得其希望的统计数据。但实际上并没有。州委员会的报告将青少年怀孕描述为城市的问题，这让爱金斯认为委员会并不认为农村青少年怀孕是一个问题。她认为这种看法跟不上现实。农村地区一直都有青少年怀孕的情况。年轻的母亲通常要么辍学早婚，要么离开镇子将孩子送人。过去，缺乏高中教育并没有被视为一个大问题——年轻的母亲要么由丈夫供养，要么可以找到不需要文凭的工作。但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拒绝嫁给孩子的父亲，并决定独自抚养孩子。她们可以依靠福利来获得支持——但由于缺乏许多城市的年轻父母可享受的日托、交通、社会、医疗和替代教育服务，农村的年轻母亲面临着黯淡的未来。
然而，在财务方面，爱金斯发现了令人鼓舞的信息。为了回应密歇根州教师和卫生工作者的游说，州立法机构在1970年通过了第242号法案，为怀孕学生的教育提供了支持。该法案的其中一条是准予学区因为向年轻父母提供获官方认证的同等学历教育而得到费用报销。根据该法案，立法机构拨出了资金，以便学区项目可以从州政府那里得到75％的教师工资的经费，尽管这种报销不能超过8100美元。
此外，密歇根州会以每个学区的税基为基础，根据该学年的第四个星期五仍保持在册的学生数量向该学区提供补贴。据此，莱斯利学区将允许该区每年为爱金斯的每个潜在学生收取2200多美元的费用。但事实却是，莱斯利学区没有替那些因怀孕而辍学的人收取任何费用。在密歇根州，因怀孕而开除学生是非法的。莱斯利的学校当局确实没有开除过怀孕学生，但同时，也没有任何学校当局鼓励她们留在学校，或者努力减轻一些老师和其他学生对她们的排斥。爱金斯认为她可以向学区提供一个在财务上自给自足的项目，使它得以对那个被忽视的学生群体履行其教育职责。爱金斯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将她每一步的进展都告知莱斯利学校董事会。在向他们报告了州统计数据和财务信息后，她请求他们的许可，以找出镇上有多少年轻家长在获得重返学校的机会后愿意返回校园学习。他们授予了这个许可，不久她就带着结果回到了他们那里：有八个女孩愿意并且能够参加课程（爱金斯认为这个数字对于只雇请一个教师是足够的）。高中校园没有可用的教室，所以爱金斯和Chandler考虑了在镇上租用一所房子的可能性，但他们遇到了分区问题和坊间的反对。
不过最终，他们找到了一所当地教堂，它可以每月大约100美元的价格将其社区活动室租给学区。此外，爱金斯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课程计划大纲，以达到莱斯利全日制高中文凭的要求，包括英语、数学、社会研究和科学课程，列出了详细的课程表和教科书的选择。
爱金斯知道董事会对于启动该项目不会感到兴奋。她认为，一些成员可能会担心一旦教育系统将怀孕女孩纳入其中，社区会怎么反应，以及它对“正常”学生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她也认为，学校董事会成员会认真对待其对这些学生应承担的教育职责，而且教堂与学校场地已经隔离，这也会消解一些反对意见。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该项目不会动用普通基金里的钱（译注：指当地税收款）；州的补贴将用于支付爱金斯的工资和教堂的租金。底线就是该项目不使学区承担任何费用，爱金斯知道她别无选择，只能按照这些规则行事：
“我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如果这个项目要起飞，就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资金，别无他途……如果不能靠自己的资金运作，那么这个项目就不会存在。学校董事会愿意支付教堂的租金，也愿意支付我的工资，但他们的愿意也就到此为止了。”
当她向董事会申请批准试运行该项目时，她已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然而，当董事会同意时，她感到了惊讶：“大体上的反应并不是真的要支持该项目，但也不是反对该项目。我认为他们只是有兴趣……我认为他们普遍的感觉是，这个项目可能只会存在一个学期，然后就结束了（译注：这里指即使有钱办，那些不成器的学生也不会坚持学下去）。”
家庭学习中心，早期
该中心于1974年9月以试验性质开放，爱金斯在租用的教堂房间里教授八名学生。这些学生所处的年级不同，而且每个年级内的阅读和数学能力也各不相同。爱金斯独自一人要尽可能久地维持住他们的兴趣、动力和满意度。
但还有更复杂的情况：这八名学生需要应对严重的课外干扰——养育小孩的责任常令人难以招架，有时，由强奸、乱伦或其他形式的暴力引起的情感和心智上的打击也会干扰其学习。学生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他们的孩子身上，而不是学业上。还有学生来自贫困家庭，面对新生儿的到来，家庭遭受着严峻考验。还有的学生有着学习障碍，酗酒或吸毒等问题。还有些学生自我评价极低，要么自我封闭，要么表现出抵触情绪，根本不相信爱金斯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有任何兴趣。
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如何让学生来到中心。爱金斯的学生不被允许乘坐常规校车，因为学校当局担心那样会遭致一些家长的反对，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与有着明显的性生活的青少年发生日常接触。因此，爱金斯的学生要么自己开车去教堂（如果他们年龄足够大且有车可用），或者由于没有公共交通系统，他们只能靠着搭别人的便车。许多学生还难以找到可靠的托儿服务。她们的父母在她们上学期间无法替她们照顾孩子，因为他们要么在工作，要么认为自己没有照顾孙子孙女的义务。莱斯利没有私立或公立的托儿所，所以这些女孩不得不做一些临时性的安排但这些安排常常靠不住。当然，有时候还会遇到她们或她们的孩子生病、或者孩子需要按预约时间看医生的日子。
尽管爱金斯对教堂的使用感到感激，但这个地点本身也带来了问题。她的教室设备必须便于移动和存放。爱金斯觉得自己必须保持几乎是隐形的状态，因为许多教堂成员认为未婚母亲使用教堂是不妥当的：“每晚放学后，”爱金斯回忆道，“我们都要拆下所有看起来像教育设备的东西，第二天早上再把它们重新装好。”
中心的位置设在教堂也使学校在学区的其他地方处于几乎是隐形的状态，但这还是迅速地对爱金斯造成影响：
“最困难的事情是，我们被孤立起来，我被其他专业人士排除在外。我是独自一人，在一人编制中，加上八个学生，她们也被排除在我所说的优质教育系统之外。”
爱金斯担心她的学生们错过了“正常”的在校生活体验，如，接触各个不同的教师和同龄人，参与诸如校报、年鉴、校外游历、体育和职业课程等活动，当然还有每天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回归到青少年的世界。爱金斯本人也非常希望能有另一位成年人在身边，与她分享观察成果，评价她为学生们安排的活动和计划。她常常感到情感和智力上的枯竭，对中心的实际效果如何或者可能会如何都是心中无数。
尽管有这些困难，爱金斯仍然受到学生们对继续接受教育的强烈意愿所激励。他们尽可能经常地来上学，并尽力地完成学校作业——即使在面对学习障碍和家庭问题的情况下，他们的努力有时让爱金斯也感到惊讶。一些学生开始重新点燃他们对未来的人生计划。她还发现，她的八名学生——来自不同群体所属的学校，而且本不会成为朋友的人——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的小组，交换婴儿衣服、互相提议，互相帮助照看孩子，甚至在分娩时互相辅导。然而，爱金斯清楚地认识到，仅仅提供课程是不够的。必须要做出改变：
第二学期
1975年初，在第一学期结束时，爱金斯向莱斯利学校董事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心的学生人数、预算和学生进展的状态报告。该报告说明，爱金斯不仅设法在预算内运行了该项目，而且还成功地说服了八名辍学的前学生重返学校。在爱金斯看来，董事会很难拒绝该项目：
“如果我制定了预算，我们就可继续，而不是一种‘我们想要这个项目，所以我们会帮助你们去争取资金来继续它’的态度。而如果一个项目已经有了预算，那就很难拒绝它。我认为，董事会的首要关注点当然就是，我们为莱斯利的学生们所做的工作是有效的。”
爱金斯还向董事会提出了额外的请求——允许开设一个照顾学生子女的日托中心。爱金斯知道，如果照看孩子的日托服务由志愿者提供，不仅中心的已有学生会更有规律地上课，还会有更多的年轻父母愿意重返学校。对额外学生的州政府补贴最终将足以支付另一名全职教师的工资。这将允许爱金斯提供一门“育儿”课程（涵盖营养、怀孕和儿童发展），并有更多时间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学区不必支付任何额外费用，而且更多学生可以得到服务。董事会批准了爱金斯的计划。
随着志愿者、兼职日托督导安德里亚·米勒的加入，中心的注册人数翻了一番。但中心的增长带来了新问题：能见度。现在该项目有将近20名学生，他们的孩子也跟他们一起来上学，争议开始在莱斯利风起：
爱金斯认为，“社区中大体上对于这个项目的意图有着一种真正的恐惧：这个项目究竟打算做什么”。
爱金斯觉得莱斯利社区对中心主要有四种反应：最大的一群人要么从未听说过中心，要么根本不关注它。一小群人支持爱金斯的工作，并向她的学生捐赠食物和衣物。另一群人对项目持怀疑态度，但爱金斯认为，如果他们看到该项目不会影响“正常”学生，并且爱金斯的学生正在走向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他们最终可能会被说服。最后一小群，人数虽少但声音很大，他们原则上反对该中心。他们认为爱金斯的学生既然选择了婚前性行为，现在就应该准备承担这种选择的后果。他们认为该项目的“托儿服务”以及对学生们摆脱其应付责任的放纵，使她们过上了太轻松便利的生活。他们还相信，该项目意味着社区认可了青少年性行为，因此会鼓励其他青少年的性放纵。爱金斯得出结论，她无法改变这一群体的人的想法。她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尊重他们的担忧，并向他们展现该项目通过指导学生承担责任而无需公共援助的。但该项目还太年轻，尚未能展现出这样的结果。
危机
就在家庭学习中心进入正式运作的同时，爱金斯、Chandler和其他人一直在为莱斯利学校的K-12综合健康教育计划进行游说。该计划包括性教育的部分。他们的提案在1974-75学年末——也就是家庭学习中心第二个学期结束时——提交给了学校董事会，它引发了社区的一场强烈抗议。
爱金斯很快意识到，她在运营中心的同时又显著参与健康教育倡议是一个错误，她低估了社区对于在学校讨论性问题的深度敏感性。匿名反对者两次炸掉了她的邮箱。她知道学校董事会和校监从未全力支持她的中心，爱金斯不禁怀疑中心是否能在下一个学年中继续存活下去：
“[这段时间对中心的反对]非常激烈……对于综合健康课程小组来说，如果我没有参与，或者没有那么显眼地参与，情况可能会更好。社区的反对非常强烈，有个社区会议有很多人参与，规模很大。最终，反对意见表现为封杀任何有效的K-12健康教育课程。”
与此同时，Chandler，作为爱金斯的朋友和盟友，在董事会的路上走向了尽头。一年多前，Chandler作为首位社区教育主任和女性管理者来到莱斯利。她发现校监很支持她，并放手让她自由地推行新项目。然而，当一些学校董事会成员开始严厉批评这些项目，有时甚至采取个人攻击的方式时，Chandler感到失望，因为没有得到校监的更强有力的支持。到了1975年夏天，Chandler已经受够了：她感觉学校董事会对她的看法总是局限于她是一个女性和年轻离婚者这一身份特征，而无法客观地考虑她的项目。在所提议的健康教育课程计划被否决后不久，她就离开了莱斯利。她的离去对爱金斯是一个打击。
与此同时，爱金斯收到了一个新的询问：邻近的梅森学区的校监询问她是否可以让梅森的学生加入中心的学习项目。爱金斯必须决定改如何处理这一询问。面对健康教育的失败加上对自己的项目能否获得支持感到担忧，爱金斯在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